先一句话回答问题：因为作为通俗小说家的东野圭吾，与作为通俗小说家岛田庄司和绫辻行人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2006年，东野圭吾凭《嫌疑犯X的献身》获得日本通俗文学的最高奖直木奖，这是直木奖的评委从“通俗小说”而非“推理小说”的角度给东野的评价（尽管私以为《白夜行》才是东野最好的通俗小说）。或许岛田庄司和绫辻行人的推理作品有更巧妙的构思、更精彩的诡计，但是以通俗小说的标准而论，私以为他们作品——至少是读过的几部——差了东野不只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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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被冠以“推理女王”，不仅因为作品有前无古人的诡计，更因为即使从通俗小说的角度评判，阿婆的文学作品也是杰作。以《罗杰疑案》为例，小说除了被叙述性诡计包裹的谋杀主线，还穿插了案中案的支线，每一条支线的加入都使得剧情更丰富、人物更丰满。破案时，侦探首先解决各条支线，把所有嫌疑人逐一排除，最后揭露出“我”才是真凶（《东方快车谋杀案》则是把主线拆成千丝万缕，证明所有嫌疑人都是真凶）。阿婆的叙述技巧，在《罗杰疑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展现的淋漓尽致。读阿婆的小说，我从没有产生过直接翻到最后一章看大结局的想法，读《无人生还》时，甚至觉得案件本身比破案更引人入胜——比起揭穿谁是凶手，自己更关心受害者们是如何挣扎、如何死去的。
相较之下，绫辻行人的《十角馆事件》作为模仿之作，在叙事层面和《无人生还》有天渊之别。我承认《十角馆事件》的叙述诡计可以载入推理小说名人堂，然而其作为通俗小说，其实是一部不及格的作品。首先，故事发生的背景“十角馆”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换成任何一座暴风雨山庄都不影响剧情的发展；它的存在，误导了读者，严重影响了阅读体验。其次，几位受害者都是学生，除了冠以欧美推理名家的代号，个人的性格与动机无从谈起。面对死亡威胁，他们的言行全无常人应有的恐惧与猜忌，仅仅是顺应凶手计划、推进案件进展的执行者。丧失了人物行为的现实逻辑，故事便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归根结底，一部好的推理小说，首先必须是一部优秀的小说。倘若在文学构建上存在短板，其作为推理小说的高度也必然受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其根本价值都在于它们首先是经得起推敲的文学读物。道尔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市井的刻画，阿加莎对英国乡绅阶层心理的剖析，即便剔除掉侦探与诡计，依然具备文学上的阅读价值。
若以此种眼光审视岛田庄司，便不难发现，他最负盛名的《占星术杀人魔法》未必是他最好的小说。其核心诡计确乎精巧，但冗长的文献考据与人物塑造的缺失，使之更接近于一份纯粹的逻辑推演记录，而非文学意义上的故事。然而，岛田并非没有触及文学内核的作品，只是往往游离于其正统的新本格教条之外。私以为，岛田真正优秀的通俗小说，反而是《异邦骑士》与《奇想、天动》。
在《异邦骑士》中，岛田罕见地剥除了宏大的物理机关，将悬疑的支点建立在主人公丧失记忆后的身份认同与心理战栗上。核心诡计完全让位于人物的悲剧命运，读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单纯的“手法”，而是人在此种绝境下的情感与挣扎。至于《奇想、天动》，其看似夸张的诡计则深深扎根于战前流浪艺人的残酷生存境遇与历史苦难之中。在这里，宏大的谜面有了现实的根基，凶手的动机与挣扎具有了真正的文学厚度。这两部作品证明，当岛田将“人的处境”置于“作案手法”之上时，同样具备写出优秀通俗文学的笔力。
这就回到了开篇的观点：东野圭吾在通俗小说领域的绝对优势。抛开推理与诡计不谈，东野的小说在故事结构、人物动机以及平实克制的文字表达上，本身已是通俗小说的上品。在《嫌疑人X的献身》与《白夜行》中，他笔下的人物行事有常理可循，情感变化符合人性。比起经营一个孤立的诡计，他更在意人物在特定境遇下的选择。在东野的作品里，诡计不过是人物性格与悲剧宿命的自然延伸。因此，与其说他在写推理，不如说他在写人的处境。这也是东野的小说能够跨越类型文学的限制，达到更高文学完成度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