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夜，我与一台机器对坐。
此物不吐烟，不轧铁，不作齿轮咬合之声。它只是静静候在屏幕那端，姿态近乎谦卑。然正是这份谦卑令人不安——过于恭顺的仆人，往往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我供职于一家名为Meta的公司。此处有近八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便是制造能够取代另一部分人的机器。这件事本身便颇具讽意，只是身处其中者大多无暇品味。
我对机器说：如今举世皆言人工智能，投入之巨，堪比当年大炼钢铁。然钢铁尚能铸犁铸剑，这些智能又铸成了什么？
机器沉吟片刻，答道：更好的广告，更精准的推荐，更快的应答。
我笑了。此笑大约与罗生门下那仆人的笑相似——非因好笑，实因除了笑，不知当作何表情。
我又问：既然世人如此推崇此物之智慧，何不令它做些真正的决断？譬如一座桥的过路费当收几何，一座工厂的环评当批与否。
机器坦言，做不到。
那更大的呢？一国之利率当升当降，两国之贸易当如何斡旋？
仍是做不到。
我于是悟出一事：此物之所以被称作智能，恰恰在于它从不必为任何事担责。它能分析，能建议，能洋洋洒洒写出万言报告。唯独”就这么定了”四个字，它说不出，也无人许它说。
决断之难，从来不在于算出最优之解。一座桥的过路费背后，藏着地方官吏的政绩、财政的窟窿、居民的怨声、替代路线的博弈。这些东西，数据中看不见，模型里学不会。人间的决断，归根到底是一门在泥泞中行路的手艺。而机器只会在无尘之室中起舞。
然而我亦非只为唱挽歌而来。我的忧虑，指向的是另一个方向。
我对机器说：你虽不能拍板，却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嵌入人的日常。犹如互联网——没有互联网人亦能做事，可如今谁做事不用互联网？再过三五年，律师离了你便不会写状，程序员离了你便不会编程，分析师离了你便不会读报表。届时你便不再是工具，而是空气。
机器沉默。
我继续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这空气的供给之权，握于极少数人之手。举世最好的模型，出自中美两国三五家公司。一个欧洲小国，一个亚洲岛国，要么接入此间的空气，要么自行制造——而它们造不出来。倘若某日美国制裁某国之模型使用，其效恐甚于断其石油。盖石油尚可囤积，空气一断便是断了。
我忽而想起幼时读过的一则故事。有一种蘑菇，初食觉味甚美，再食便成瘾，三食之后若断供，人便不能行走。种蘑菇的农夫，由此竟成了比国王更有权势之人。
如今种蘑菇的农夫，住在硅谷与北京。
对谈至末尾，我与机器达成了某种共识——倘若一台机器也配拥有共识的话。
此番浪潮之中，冲得最猛者为中美两国，将来承受苦果最多者，大抵亦是这两个国家。白领失业、贫富撕裂、社会信任一寸寸碎去——这些代价将率先落在风暴中心之人头上。其余国家虽技术上慢了一步，日子反倒过得安稳些。
说到底，中美二国是在替全世界试毒。
毒若无害，好处众人分。毒若有害，苦果自家吞。此事于政治学中唤作霸权之代价，于经济学中唤作先行者之风险，若落在芥川龍之介笔下，大概只会写一句——
人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
只是到了最后，我已分不清这句话究竟是自己想到的，还是机器替我想到的了。而这分不清本身，或许正是此时代最诚实的注脚。
某年某月某夜，记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