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怀疑政府

　　这段时间把精力都放在另外一个论坛了。把发言转到这里。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
　　马克思认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等概念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在于商品交换，人类终将废除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计划经济。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就取消商品货币，社会主义只能称资金、价值剩余、纯收入、赢利，等等。取而代之的，就是计划经济。
　　我认为，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忽视了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理论都需要一个永远正确的政府——马克思的政府更完美一些，它无所不能。凯恩斯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永远正确，马克思的政府的调控无所不能。然而，这是不存在的。我对他们的经济思想的细节不讨论（不懂，所以无法讨论），我只谈无所不能的政府不存在的问题。
　　首先，无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有阶级的划分，就有利益的冲突。好吧，一定有人说，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才关心自己的利益，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姑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没有利益冲突，但是它依然会犯错误。连我们自己都说 “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难免走些弯路”。
　　我们总以为，政府的决策层由一群专家、智囊组成，如果决策层都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普通人更加不可能。所以，无论何时都要相信决策层，相信政府。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政府，时时刻刻都要怀疑政府——无论这个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还是资本主义政府，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
　　历史总喜欢把错误归咎于某个直接责任人，发动二战是谁的错，发动越战是谁的错，发动文革是谁的错，其实我更愿意相信这些错误的前提是群体臆症：以领导人为首的一群人都处于癫狂的状态，而冷静的人迫于压力而选择沉默、或者被清洗。珍珠港事件前夕，自以为在太平洋战场能击败美国的日本军部就是群体臆症状态；晚清时期依然自以为天朝上国的清政府属于群体臆症状态；大炼钢铁和放卫星时代的全国上下都处于群体臆症，还有认为到处都是社会主义间谍的麦肯锡主义。
　　群体臆症只是极端情况，而更多的情况是因为私欲、无能、或者决策层的内部矛盾而造成了政府的失职。“绿坝”闹剧直接体现了工信部的无能，TVCC失火以后，财经网一篇深度报道删而复登的经过，显示了宣传系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

　　有一个公理：本朝编的本朝史不可信，新朝编的前朝史更可信，但也不能尽信。难道新中国的官方年鉴就从没有撒过谎么？一定有很多人相信“我们的政府是从来不撒谎的”——我不信，我认为每年都在撒谎，只是我不知道哪些内容是真的，哪些内容是假的罢了。如果还有人说“为了保守国家机密，撒谎是必要的”，好，我接受这一点，但有两点有解释：一，还有一种辞令叫“无可奉告”，我个人认为保持沉默比撒谎更无害；二，如果一个政府会为了保守国家机密而撒谎，那他也会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撒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行。
　　再回到经济上来。经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作为受伤害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政府动用自己最顶尖的智囊团寻求解决之道，但是每一个政策出台以后，都会遭受另一批顶尖经济学家的猛烈指责。我可以说：应付这次经融危机，没有任何的方案能获得半数以上经济学家的支持，最后出台的方案，甚至未必是支持的声音最多的。但是，假如，中国的经济学家敢站出来指责政府，很容易就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尤其是用西方国家的例子佐证），这是中国国情。“爱国”和“卖国”这两顶大帽子，自古以来就是正义的武器，像炮弹一样飞来飞去。凡是国家制定的政策，我们就应当支持，这是爱国；如果反对，就是不爱国，甚至卖国。唱红就是爱国，唱衰就是卖国。
　　鲁迅和孙中山都是怀疑政府的典型。即使在建国以后，马寅初，彭德怀，同样是怀疑政府的典型——他们能成为典型，因为他们直接向国家领导人表达了反对意见，而历史证明，他们的反对是正确的。还有邓小平，他不仅表达了反对意见，还将反对意见付诸行动，当然，这时候他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要提出“不相信政府，你还能相信谁？”之类的问题。我重复一次：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政府，时时刻刻都要怀疑政府——怀疑政府撒谎，怀疑政府犯错，怀疑政府撒谎并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