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Chapter3

  假如问你:诸葛亮,张仲景,张衡三个同时代的人中,你最尊敬哪一位?也许你会回答:一个是武侯,一个是医圣,一个是木圣,分工不同,贡献各异,根本无从比较么。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我对他们三位都一视同仁的尊敬无比,都是最诚挚的敬意。

  事实果真如此么?不妨看看《河殇》的这一段: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样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
  南阳城西的卧龙岗,由于诸葛先生“功盖三分国”,当了蜀汉的丞相。于是,当初秋风可破的蜗居茅庐,日后竟宏伟起来。今日武侯祠有山门、甬道、朱阁、回廊,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好不气派!
  南阳东关还有一座医圣祠。大医学家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又是救人性命的郎中,在后人心目中便有双倍的尊敬。但是,医圣祠比起武侯祠来,就要低一个档次了,而且,他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是一定要刻在“医圣”这个尊号前面的。
  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技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象,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进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不无惭愧地承认,读到这里时,居然又哭了。

  我像许多看着《三国演义》长大的人一样崇拜妖魔化了的诸葛亮,对张仲景也抱有对医生这一崇高职业无须赘言的尊敬。而张衡,与其说是把他像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供奉在神龛上,倒不如说他的名字已经化为一种符号根植在心里,那符号代表“求知”。

  已经记不清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讲述儿时的张衡每天晚上数星星,后来成为一名大科学家的故事。现在绞尽脑汁回忆那篇课文,不用说具体的词句,连文章的主题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仅存的记忆除了数星星,还有一幅蓝色调的插图,画的是童年张衡仰望星辰。学过那篇课文以后,每当我抬起头凝视夜空的时候,脑海中就不自觉浮现出一个懵懂少年数星星的形象。时至今日,空气日益混浊,视力也远远不及从前,目光所及的星星们已经没有小学时那么多、那么亮了,然而张衡的名字却像白昼里的太阳一样——你可能看不清它的轮廓,却绝不会感受不到他的光辉。

  昨夜未眠,凝望星辰的人,您为何甘于忍受如此的寂寞与不公?每一个像张衡一样属国星星的人,读到这样一位理应膜拜一生的偶像的如此下场,又怎能不失声痛哭呢?


  因为千丝万缕的历史原因,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们从未享有应有的待遇与尊重。即使在充满了“重理轻文”的哀怨的今天,人们依然看不到他们崛起的迹象。“学者”一词虽然听起来没想“科学家”叫得响亮,他们的声音倒此起彼伏洋溢在我们周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百家讲坛》创办的初衷是普及知识、文理兼授,但现在看看这档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节目,“理”有多少?“文”有多少?我承认《百家讲坛》节目的整体质量确实很高,但人们可曾想过,为什么那些学者们说红楼、道三国的时候就万人空巷,谈宇宙、话乾坤的时候就无人问津了呢?如果可以给所有知识确立两个标准,“基础性”和“实用性”的话——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中,了解相对论都比了解清宫十二帝更有必要,并且有价值得多。诚然,我们“了解相对论”,并不需要追根溯源去深究它的来龙去脉,只是作为一个21世纪的“文明人”,我们的确有必要知道“物体的质量为什么不是恒定不变的”“时间为什么被称作‘第四维’”“光为什么永远按曲线传播”……我们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去解《大学物理》中一道道充满恶意的繁杂计算题,需要的仅仅是弄清楚几个一直与自身休戚相关的“为什么”。我智商不高,量子力学部分,除了生记几个公式对付考试,几乎全没学懂,可是我以为:相对论中大多数的基础概念,一个脑子正常的人认认真真听几堂课就能弄明白,而且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一旦掌握,一生都不会遗忘。

  那么,去问问那些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处处引经据典的“学者”们:在一个自由落体的电梯中点蜡烛,蜡烛是一直亮着呢,还是亮一下就熄灭了,或者根本点不起来?为什么?——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没有关联到任何高深的物理理论,充其量就是初中难度,重视逻辑性思维远多于对书本知识的硬性掌握——我国的“学者”千千万万,回答得了的有几位?一半,十分之一,还是寥寥无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来只有过一个张衡,而欧洲却在短短百年中就诞生了培根、莱布尼茨和笛卡尔。

  我承认,自己的确喜欢读些文学作品,写点矫情文字,可我始终是一个学理的人。哪怕再让我做一万次选择,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理科。我做此选择,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更适合理科,或者是认为学理更有前途——对我个人来说恐怕还恰恰相反——而是因为我从来坚信:人首先应当从数学、物理的学习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塑造理性的思维,然后再谈文学、历史、哲学,有的学科可以自己钻研,有的学科却必须接受系统的教育。即使今后将靠爬格子糊口,那也是在接受了十六年的理工科教育之后;倘若不幸沦落到以写代码为生,我也会像王小波一样,力图做一个把代码写得如同散文一般的“软件诗人”。

  “理”是土,“文”是花,如是而已。最后再引《河殇》中的一段话,结束这篇冗长的牢骚: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两个世纪确实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当王阳明在那里静坐格竹子的时候,达芬奇一面解剖着尸体一面画着蒙娜丽莎,麦哲伦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也在准备发表《天体运行论》,后来,当顾炎武醉心于订正古字音的时候,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哈维发表了论血液循环的巨著,牛顿创立了微积分。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而中国人却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过: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写这篇读后感的过程很怪异。前半部分关于张衡的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就像前两篇读后感一样,写得很慢、很累、很难过。到了后半部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中国遭受的不同待遇时,又好像是把积攒已久的不满统统发泄出来,一口气写下来几乎没有停顿,文字的风格也完全变了。

  虽然觉得这样前后不一的行文很难看,但想想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如果一直眼泪汪汪的(尽管事实果真如此),不仅不像个男人写的东西,而且非常伪煽情。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看见大海的时候是因为历史而哀痛,而读到科学与人文的时候又不满于现状更多的缘故吧

One thought on “《河殇》.Chapter3”

  1. 所以鲁迅所说的古代礼教“吃人”,虽然偏激,却的确很有道理。古人在祖宗的文字堆里寻求学问,却轻视对现实知识的关注和研究,结果变得古板自闭,少有重大创新。西方人则是在主动开拓世界的过程中增长了对整个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相比起来要务实和勇敢得多。
    当今的中国,其实还是没有彻底摆脱祖宗的那些弱质,感觉还是很没出息。无奈得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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