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Chapter3

　　假如问你：诸葛亮，张仲景，张衡三个同时代的人中，你最尊敬哪一位？也许你会回答：一个是武侯，一个是医圣，一个是木圣，分工不同，贡献各异，根本无从比较么。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我对他们三位都一视同仁的尊敬无比，都是最诚挚的敬意。

　　事实果真如此么？不妨看看《河殇》的这一段：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样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
　　南阳城西的卧龙岗，由于诸葛先生“功盖三分国”，当了蜀汉的丞相。于是，当初秋风可破的蜗居茅庐，日后竟宏伟起来。今日武侯祠有山门、甬道、朱阁、回廊，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好不气派！
　　南阳东关还有一座医圣祠。大医学家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又是救人性命的郎中，在后人心目中便有双倍的尊敬。但是，医圣祠比起武侯祠来，就要低一个档次了，而且，他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是一定要刻在“医圣”这个尊号前面的。
　　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技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象，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进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不无惭愧地承认，读到这里时，居然又哭了。

　　我像许多看着《三国演义》长大的人一样崇拜妖魔化了的诸葛亮，对张仲景也抱有对医生这一崇高职业无须赘言的尊敬。而张衡，与其说是把他像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供奉在神龛上，倒不如说他的名字已经化为一种符号根植在心里，那符号代表“求知”。

　　已经记不清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讲述儿时的张衡每天晚上数星星，后来成为一名大科学家的故事。现在绞尽脑汁回忆那篇课文，不用说具体的词句，连文章的主题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仅存的记忆除了数星星，还有一幅蓝色调的插图，画的是童年张衡仰望星辰。学过那篇课文以后，每当我抬起头凝视夜空的时候，脑海中就不自觉浮现出一个懵懂少年数星星的形象。时至今日，空气日益混浊，视力也远远不及从前，目光所及的星星们已经没有小学时那么多、那么亮了，然而张衡的名字却像白昼里的太阳一样——你可能看不清它的轮廓，却绝不会感受不到他的光辉。

　　昨夜未眠，凝望星辰的人，您为何甘于忍受如此的寂寞与不公？每一个像张衡一样属国星星的人，读到这样一位理应膜拜一生的偶像的如此下场，又怎能不失声痛哭呢？

　　因为千丝万缕的历史原因，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们从未享有应有的待遇与尊重。即使在充满了“重理轻文”的哀怨的今天，人们依然看不到他们崛起的迹象。“学者”一词虽然听起来没想“科学家”叫得响亮，他们的声音倒此起彼伏洋溢在我们周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百家讲坛》创办的初衷是普及知识、文理兼授，但现在看看这档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节目，“理”有多少？“文”有多少？我承认《百家讲坛》节目的整体质量确实很高，但人们可曾想过，为什么那些学者们说红楼、道三国的时候就万人空巷，谈宇宙、话乾坤的时候就无人问津了呢？如果可以给所有知识确立两个标准，“基础性”和“实用性”的话——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中，了解相对论都比了解清宫十二帝更有必要，并且有价值得多。诚然，我们“了解相对论”，并不需要追根溯源去深究它的来龙去脉，只是作为一个21世纪的“文明人”，我们的确有必要知道“物体的质量为什么不是恒定不变的”“时间为什么被称作‘第四维’”“光为什么永远按曲线传播”……我们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去解《大学物理》中一道道充满恶意的繁杂计算题，需要的仅仅是弄清楚几个一直与自身休戚相关的“为什么”。我智商不高，量子力学部分，除了生记几个公式对付考试，几乎全没学懂，可是我以为：相对论中大多数的基础概念，一个脑子正常的人认认真真听几堂课就能弄明白，而且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一旦掌握，一生都不会遗忘。

　　那么，去问问那些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处处引经据典的“学者”们：在一个自由落体的电梯中点蜡烛，蜡烛是一直亮着呢，还是亮一下就熄灭了，或者根本点不起来？为什么？——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没有关联到任何高深的物理理论，充其量就是初中难度，重视逻辑性思维远多于对书本知识的硬性掌握——我国的“学者”千千万万，回答得了的有几位？一半，十分之一，还是寥寥无几？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来只有过一个张衡，而欧洲却在短短百年中就诞生了培根、莱布尼茨和笛卡尔。

　　我承认，自己的确喜欢读些文学作品，写点矫情文字，可我始终是一个学理的人。哪怕再让我做一万次选择，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理科。我做此选择，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更适合理科，或者是认为学理更有前途——对我个人来说恐怕还恰恰相反——而是因为我从来坚信：人首先应当从数学、物理的学习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塑造理性的思维，然后再谈文学、历史、哲学，有的学科可以自己钻研，有的学科却必须接受系统的教育。即使今后将靠爬格子糊口，那也是在接受了十六年的理工科教育之后；倘若不幸沦落到以写代码为生，我也会像王小波一样，力图做一个把代码写得如同散文一般的“软件诗人”。

　　“理”是土，“文”是花，如是而已。最后再引《河殇》中的一段话，结束这篇冗长的牢骚：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两个世纪确实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当王阳明在那里静坐格竹子的时候，达芬奇一面解剖着尸体一面画着蒙娜丽莎，麦哲伦完成了他最早的环球航行，哥白尼也在准备发表《天体运行论》，后来，当顾炎武醉心于订正古字音的时候，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哈维发表了论血液循环的巨著，牛顿创立了微积分。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而中国人却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过：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写这篇读后感的过程很怪异。前半部分关于张衡的文字是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就像前两篇读后感一样，写得很慢、很累、很难过。到了后半部分，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中国遭受的不同待遇时，又好像是把积攒已久的不满统统发泄出来，一口气写下来几乎没有停顿，文字的风格也完全变了。

　　虽然觉得这样前后不一的行文很难看，但想想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如果一直眼泪汪汪的（尽管事实果真如此），不仅不像个男人写的东西，而且非常伪煽情。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看见大海的时候是因为历史而哀痛，而读到科学与人文的时候又不满于现状更多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