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Chapter2

  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

——黄仁宇,《黄河青山》

  黄仁宇在纽普兹教书时,一般授课时段的中国历史部分共有四堂课。这意味着,老师需要在两百分钟里讲完中国文明,学生是清一色的洋人,内容包括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我可以理解,在每分钟四年的进度下,黄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都失败了”。我也猜测,如果给他充裕的时间——就像论述那个no significance的万历十五年一样——他多少可以摸索出,中国的问题的总和有多大。这一辈人摸索出了总和,下一代人去探求细枝末节,接下来的子子孙孙像愚公移山一样去重塑一个伟大的文明。

  但是今天,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时至今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何况,无论孙中山毛泽东还是陈胜吴广,当他们用暴力解决一个表面问题的时候,另一个表面问题也随之出现,而痼疾依旧。陈胜吴广还有沛公霸王那一辈人,横竖都是死时只有一条路可走。这个思维定式一直持续到孙中山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终结,然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转变的苗头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继而是魏源严复他们引入的新思潮,继而是中国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再往后,我们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批人,这批人口中也呼喊着“变法”的口号,然而这“变法”的意义与之前几千年里通常意义上的变法有着本质的差别——康梁的“变法”二字背后,还有“图强”。仔细想想,晚清以前,中国历史上上一次出现“变法图强”的时代,大概要追溯到前秦时期,李悝、吴起、商鞅,代表人物不胜枚举。自秦王扫六合以后直到1840年这两千年里,只听得变法,未闻有图强。

  群雄逐鹿的前秦和群狼环嗣的晚清诞生了“变法图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转型期的时代环境。第一个转型期以后,知识分子概念中的“天下”,实际上就是汉朝、唐朝或者明朝的天下;第二个转型期以后,知识分子突然间发现,这个地球上“天下”的概念远远比过去宽泛得多。于是,过去那些仅仅参阅周礼或者尧舜禹汤就能解决的问题完全被颠覆,新的答案则掩映于大革命、独立宣言、明治维新、三权分立之中。

  答案变了,思维模式也变了。在第一个转型期以后、第二个转型期以前,当人们发现“天下”已然病入膏肓,便会效法古人:大权在握的效法商鞅,一无所有只剩下贱命一条的效法陈胜吴广。第二个转型期以后,我们频频听见来自高层“改革”的口号,来自下层“革命”的呼声,实际行动却难得一见。值得注意的是高层的“改革”,它具有第二个转型期的特征,也即:“因为外国人这么做了,效果很好,所以我们要这么做”(类似的还有“因为外国人这么做了,效果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做”;或者“虽然外国人这么做了,效果也很好,但是国情不同,我们不能这么做”)。作为对比,试看第二个转型期前的变法有什么特征:“因为尧舜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要这么做”——这些变法全都失败了;“虽然从天下从未有人这么做,但我相信这么做是对的,所以我们要这么做”——这些变法大都失败了,可倘若有成功的,果实便薪火相传。中国人在统治阶级内部开创性地发明了科举、内阁、三省六部;在统治阶级以外,是对“民贵君轻”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种理论长达三千年的博弈,王莽王安石张居正们前仆后继,他们的创造在生后以其他名目修成正果。

  第二个转型期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诞生过四个代表性的人物。前三位——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如黄仁宇所言,他们都失败了。第四位,在黄仁宇写就《黄河青山》时候,他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事实上,笔者认为邓小平也失败了。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仅仅是改革的铺垫便用了十四年——即便是千古一相张居正,也只做了十年首辅——何况我们都知道,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时代的节奏不再以年计,而是以月计,以日计。至于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以后,这个国家的改革的引擎其实已经熄火,火车只是凭着惯性在轨道上走完最后一程。期间,朱镕基曾横空出世,他试图做很多事,他完成了其中的少数,其后这个新中国史上唯一没有连任过的总理便黯然离开了历史舞台。

4 thoughts on “转型期.Chapter2”

  1. 由于发现这种文章有无人置评就沉下去的危险,我在此先激赏一下黄老先生这段话。然而这话细细推究起来,不免有些中国本位主义。所谓自强求富或是变法图强者,高喊的人可不是我们中国人一家。俄国人在喊,日本人在喊,巴西人在喊,古巴人在喊,埃及人在喊,土耳其人也在喊 – 细看之下,这些喊叫的可以说都未能达到他们期许的目的。所谓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努力的总和者,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问题大于我们二十世纪人努力的总和吧。

  2. 哪个世纪的问题不大于该世纪努力的总和?其他世纪我们没有生活过,所以无可评论。所以当下世纪的问题大于努力的总和这个论断,是不是这么回事,也不得而知。不过这话说的确实还是很激发人思考的。能激发人思考的论断,就是好论断。

  3. “方法”这个说法很能让人思考。不过我看到的是,每一次的方法都是好的,但没有一次执行的完全的。变法本身的效率真是的大头么?中国执行力差的问题,与各级权力分配,以及人民的意识形态等等,不是一纸书文就能解决的。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问题。而教育问题的前提,是钱的问题。所以还是先发展吧。。。

  4. 执行力差……人少了,执行力自然就高。人多,就傻,就便宜不用以国外做参照了,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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