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我发现有问题。1990年代中国还是以经济的改革开放为中心，但我不懂经济，而且发现所有新闻调查记者的报道，都是单凭一种正义感：《焦点访谈》记者说，你看国家红头文件是这样的；采访对象说，是这样；记者说，那为什么你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惯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成熟，你就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这样做有他的难处，背后的环境和制度让他必须这样做，要不然他没办法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我们拿着国家的红头文件，就是尚方宝剑，这样你就把人家搞了。如果说你有所判断的话，也都只是在道德层面判断。中央一套的节目，《新闻调查》也好、《东方时空》也好、《焦点访谈》也好，其中的道德判断特别多。但是在道德之外的其他层面，却没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开放为中心这样一个时代里，深层的运转逻辑我不清楚。
——《王利芬：从CCTV到优米网》，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一个人要了特定的年纪，就应该转型。若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年轻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痛陈时弊，几乎是必由之路。但是过了那个年纪，他就应该转型。无论措辞错么犀利，文字多么华丽，以咏叹调般的笔法深刻地记录或批判了某个社会现象——对于改变这个社会，终究毫无用处。
我读到王利芬这段自述的收获，比从前收看《焦点访谈》所得的总和还要多。大约十年前，CCTV还有公信力的时候，收看《焦点访谈》是我晚饭后的必须。那时候我正值初中，阅历尚未走出谷底，而正义感却站在人生的巅峰上：自己对中国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大有抬一百口棺材出来九十九口给贪官也留给自己一口的气势。同样在那个时候，《经观》刚刚创刊，以许知远为首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也和王利芬一样，尽管对社会规则不甚了解，却怀着悬壶济世的正义感和普世精神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
后来，王利芬转型了，1999年的时候，年过而立的她去夏威夷陪读——她先生在那儿读书，正好怀孕生孩子，实际上是歇了一年——回国后王离开了焦点访谈，担任经济频道《对话》栏目的制片人。许知远也转型了，2005年，29岁的他与许多同僚从《经观》集体辞职，他在辞职公开信里写道：“我没兴趣说现在的报社到底怎么样了，可能它一直就有如此基因，或者是中国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甚至还写道：“或者想起了更厚颜无耻的一种说法，这世界会记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至于他们参加创办过多少份报纸，谁记得它们的名字……”。
王利芬这篇自述由《经观》的记者李翔整理。李翔跟我差不多年纪，因为是文科出身，更是一份知名报纸的记者，阅读量和社会阅历都远胜于我，可我仍能感到，李翔和我一样同处于转型期——因此比起其他而立前后的知识分子，我对他更有好感。前一阵子，李翔把他在“思维的乐趣”上的blog删了，这一点我还是比他强些：即使我正在转型，我也不会删掉自己从前写的东西，事实上也没人在乎我写的东西。相比于公共知识分子，这大概算是庶民的福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