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Chapter1

  时间长了,我发现有问题。1990年代中国还是以经济的改革开放为中心,但我不懂经济,而且发现所有新闻调查记者的报道,都是单凭一种正义感:《焦点访谈》记者说,你看国家红头文件是这样的;采访对象说,是这样;记者说,那为什么你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惯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成熟,你就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这样做有他的难处,背后的环境和制度让他必须这样做,要不然他没办法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我们拿着国家的红头文件,就是尚方宝剑,这样你就把人家搞了。如果说你有所判断的话,也都只是在道德层面判断。中央一套的节目,《新闻调查》也好、《东方时空》也好、《焦点访谈》也好,其中的道德判断特别多。但是在道德之外的其他层面,却没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开放为中心这样一个时代里,深层的运转逻辑我不清楚。

——《王利芬:从CCTV到优米网》,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一个人要了特定的年纪,就应该转型。若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年轻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痛陈时弊,几乎是必由之路。但是过了那个年纪,他就应该转型。无论措辞错么犀利,文字多么华丽,以咏叹调般的笔法深刻地记录或批判了某个社会现象——对于改变这个社会,终究毫无用处。
  我读到王利芬这段自述的收获,比从前收看《焦点访谈》所得的总和还要多。大约十年前,CCTV还有公信力的时候,收看《焦点访谈》是我晚饭后的必须。那时候我正值初中,阅历尚未走出谷底,而正义感却站在人生的巅峰上:自己对中国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大有抬一百口棺材出来九十九口给贪官也留给自己一口的气势。同样在那个时候,《经观》刚刚创刊,以许知远为首的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也和王利芬一样,尽管对社会规则不甚了解,却怀着悬壶济世的正义感和普世精神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
  后来,王利芬转型了,1999年的时候,年过而立的她去夏威夷陪读——她先生在那儿读书,正好怀孕生孩子,实际上是歇了一年——回国后王离开了焦点访谈,担任经济频道《对话》栏目的制片人。许知远也转型了,2005年,29岁的他与许多同僚从《经观》集体辞职,他在辞职公开信里写道:“我没兴趣说现在的报社到底怎么样了,可能它一直就有如此基因,或者是中国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犯类似的错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甚至还写道:“或者想起了更厚颜无耻的一种说法,这世界会记得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至于他们参加创办过多少份报纸,谁记得它们的名字……”。
  王利芬这篇自述由《经观》的记者李翔整理。李翔跟我差不多年纪,因为是文科出身,更是一份知名报纸的记者,阅读量和社会阅历都远胜于我,可我仍能感到,李翔和我一样同处于转型期——因此比起其他而立前后的知识分子,我对他更有好感。前一阵子,李翔把他在“思维的乐趣”上的blog删了,这一点我还是比他强些:即使我正在转型,我也不会删掉自己从前写的东西,事实上也没人在乎我写的东西。相比于公共知识分子,这大概算是庶民的福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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