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安,2010

  大约是十年前,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一天中午骑车回家,在小区门口遇见下班的父亲,我便推车跟他一起在人行道上往家走。突然,自行车道上,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中学生骑车飞快地从父亲身旁掠过,虽然没有撞到父亲,却把他拎着的一袋馒头刮飞了。五六个馒头滚落在马路上,父亲站在那里,非常愤怒。
  父亲愤怒的并非是自己险些被撞,愤怒的是那些馒头。我问他,不就是几个馒头么(还不到两块钱啊)——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这是糟蹋粮食,糟蹋粮食!
  爷爷和父亲一直都给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家教,吃饭必须粒米不剩。我自己不争气,从未做到粒米不剩,只能尽力而为。从前每餐必吃到最后一口,那是被强迫养成的习惯;直到十年前目睹白花花的还带着热气馒头被生生糟蹋,习惯变成了厌恶。我厌恶浪费,不能容忍粮食被糟蹋。出国一年半以来,生活务必自理,无论亲自下厨还是外卖,自己从没扔过哪怕一个鸡蛋、一杯牛奶。
  刚出笼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没入口就被糟践,这是浪费的一种。另一种则是生活常见得多的,你吃剩半个馒头,我也吃剩半个,最后都丢进垃圾桶里,合计也是浪费了一个馒头。浪费的量相同,两种形式给人感官的冲击却有质的差异。我在这里简称第一种形式为白馒头,称第二种为剩馒头。举馒头的例子,是想说明,祖国在2010年给我的冲击,正是白馒头的冲击。

  在孙丹勇坠楼的那天,相信绝大多数和我一样,都没有想到这起坠楼只是富士康十连跳的序幕。正是这八死两伤十条人命的代价,最终为富士康数十万一线普工换得基本工资加薪30%的待遇,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代工企业加薪潮。我同情郭台铭,正如他所解释的:一个四十万人的企业,就算一年有十个人自杀(成功),也不过是四万分之一的年自杀率——这个数字其实比中国的年自杀率要低。可是,普通人只关注一个企业一年中竟然有十个人坠楼,而不会去计算这个企业究竟多大、自杀率是多少。在社会大众的眼里,十条人命就是十个白馒头,眼睁睁看着十个白馒头一股脑儿的滚了出去,没有人不心疼。但如果是早餐剩半个,晚餐剩半个,今天剩小半个,明天剩大半个,十个馒头一点一点的浪费掉,有多少人会在意呢?
  富士康的十连跳,究竟只是单纯的劳资纠纷而已。因为中国没有工会,中国人不能真正享有宪法三十五条在纸面上赋予的人权,本来通过罢工和谈判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由八死两伤来交换。尽管代价重了些,问题终究得以解决——自一线普工加薪以后,半年以来再没听说有坠楼事件发生。如果中国的大小问题都能通过用几颗白馒头唤醒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来消解,那么虽然沿途坎坷,车轮毕竟还在颠簸中转动。然而令人悲愤,甚至感到绝望的是,很多时候即使眼睁睁看着白馒头被践踏,人们骚动、指责、反抗,问题却非但无法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胡斌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在他之前,杭州已经发生多次责任在超速乃至酒驾的司机一方的交通事故。胡斌作为一个开飞车的富二代,机缘巧合就站在了风口浪尖。事实上,人们对胡斌本人的谴责只是次要的,执法不公才是愤怒的焦点(所以这起事件被概括成“七十码”)。而胡斌案以后,是李启铭案将焦点从执法不公上升到对特权的诅咒(于是调侃的关键词变成“我爸是李刚”)。寻常小民试图通过制造舆论压力将李启铭绳之以法,同时起到敲山震虎的效用。可从反面想一想,如果犬子没有那句酒后失言的“我爸是李刚”,这事儿至于把虎父折腾到上央视谢罪么?我相信不会。不仅不用谢罪,交通肇事案也会大事化小,再化于无形。没有媒体的狂轰滥炸,李刚只需对同僚略授机宜,对死者家属恩威并举,一起酒驾超速肇事逃逸案的量刑很可能不到一年——换言之,最终影响量刑的,并非犯罪本身,而是嫌疑犯的祸从口出。一方面人们愤怒,你小子狗仗人势,撞死了人还这么狂妄,平时一定嚣张的不得了——这是今日中国官二代的缩影;另一方面,人们还相信,你小子既然横行惯了,你爹虽然只是个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能耐一定很不小吧(其实名下五套住房,儿子开大众迈腾之类,最多牵扯出贪腐的问题;可如果能干涉司法的判决,那就直接挑战社会秩序了)——这又是今日中国特权阶级的缩影。
  其实,单就所犯罪刑和造成的社会危害看,胡斌和李启铭都不应成为舆论的焦点,而他们都因缘际会地成为2010的两颗白馒头。换言之,罪不在胡李,而在胡李之所依——在官商勾结形成的特权阶级的面前,所谓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十颗白馒头至少可以暂时缓解血汗工人的低收入问题,而试图维护正义和公平,两个白馒头还远远不够。

  最后一颗血馒头,是钱云会。钱公为土地纠纷上访,一成为私,九成为公,同伴或疲或惧都不能坚持,唯他秉着秋菊一样中国农民独有的倔强,五年如一日,不讨个说法誓不罢休。在我眼里,钱公的死虽然没有革命烈士从容就义的可歌可泣,然而所蒙之冤,华夏上下五千年,无出其右者。秦桧杀岳飞,纸面上毕竟定了“莫须有”之罪;朱棣诛方孝孺十族,至少能堂堂正正地说“我是一国之主,你不听我的,你就要死”;至于杂剧小说里的各种人物,无论人物原型还是演绎以后的情节,都不能与“为民请愿,死不瞑目,不了了之”相比。现在,知道真凶是谁了么?没有,只有一个眼神飘忽的替罪羊顶包。怎么死的清楚了么?没有,说交通肇事是没有人信的,说是被按着碾死,连一个敢站出来作证的也没有——更可笑的是,温州警方宁愿对证人测谎,也不愿对肇事司机测谎。最后,为什么会死清楚了么?这是唯一清楚的,狭义上说,钱云会威胁到了以廉价征收、高价转让农民土地为生的蒲岐镇镇政府的利益;广义上说,他威胁到的是全中国的卖地财政体系。泱泱华夏的农耕文明,历代王朝兴亡、暗涌激流,离不开水土二字。旧王朝疲于水患,新王朝兴于田政。试观新中国土地政策的演变,最初是土改运动将地主土收归农民所有,再经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农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从此私人再无土地),后来的农民公社化运动和改革开放期间发生了一些波折,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间发生了更迭,但地始终是人民的地,而不是人的地(人民和人的区别,如袁腾飞所言,人是生物定义,而人民是政治定义——政府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属于人民、甚至是人民的敌人,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比如现在,作为一个人民,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有你我的一份,但作为一个人,你我需要从国家租一片土地的七十年使用权作为住所,或者承包三十年进行耕作。这其中诞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比如,如果我没有北京户口,却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那么我必须办个暂住证,暂住在自己租给自己的房子里。再比如,我生在合肥,在外地上大学、户口转到了外地的集体户口,而暑假我在合肥上驾校学车,那么我必须办一个合肥的暂住证,暂住在我住了十八年的家里……
  为钱公写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卖地财政的局面一朝不变,这千古奇冤就一日不得昭雪。不仅此冤不得昭雪,此后在拆迁征地的过程中,自焚、冤狱、谋杀等冲突依然会发生。钱公一个馒头的分量,无论如何不能和上千万寄生虫的肚量相比。而这上千万寄生虫,非一人,一局,一会所能清理,相反,这一人,一局,一会,难免出自上千万寄生虫之中。

  曾几何时,我也想做一个如钱公一般向这个社会挑战的人,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也算“成长”的过程。现在的我,并没有太多追求,只希望生活富足,无需像富士康的工人一样为了三千块钱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工作29天。希望我的孩子能有胡斌和李启铭那样的物质条件,不必像自己十岁以前那样穷困,更不必像现在这样二十多年如一日的辛苦——当然,我的孩子绝不会像他们那样做人。最后,我多少还是想挑战这个世界的,像拉斯蒂涅那样挑战这个世界。尽管如此,我仍自以为跟拉斯蒂涅不同,我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从没说过违心的话,做对不起别人的事,相信有生之年我都会如此。
  晚安,2010,如果可以,希望你就此睡去,永远别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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