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

  还在上幼儿园的年纪,父亲就逼着我背“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十二个字道出了中国王朝的更替——准确地说些,是那些曾经完成了统一大业的王朝的更替。虽然背得滚瓜烂熟,自己却并不理解这些国号的意义与兴亡背后的异同,就好像我知道秦王扫六合,陈胜吴广起义,张居正改革这些历史事件,但我并不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究竟有怎样的地位。
  心理学上,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在于他思维模式的转变。大致的定义是,人之初,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能思考的生物,所作所为也完全以自己为中心;懂事以后,可以意识到其他人也能像自己一样思考,并预判自己言行所造成的后果和对他人的影响;再往后,他能主动代入他人的角色,考虑“如果他是我,他会怎么做”——走到这一步,就是心智成熟的标志了。换言之,首先以为自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个体,其次发现自己和他人并无不同,最后认识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个体。
  历史恐怕也是这样。当我背诵着十二个字的年表时,我以为自己身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随着年纪渐长,我开始意识到共和国跟历史上的其他王朝没有什么不同。现在,既然自己为正走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我开始重新审视身处的时代与过往的异同——这个王朝,或者说政权,是一定会灭亡的,但是它灭亡的理由,与那十二的前驱一样是否有不同?相同在何处,不同,又在何处呢?

  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命题,而且在当今的言论环境下,我也不可能与友人或志同道合者公开地讨论这个命题。但是,既然有所思考,不如想到一些就写一些。
  比如,我相信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真正能颠覆这个传统农耕文明的,依然是天灾,或洪或旱、或涝或荒——而天灾之源是人祸,人祸之源是水利不力、不察。十二个字开篇是夏禹,传说中夏禹能做千古一帝,因为治水有功,而禹的父亲鲧之所以被处死,也是治水不力之故。十二个字的最后一位,满清固然是亡于民族矛盾(否则如果是汉人王朝,很可能就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了),可满清之所以能入关,还要感谢中国北方尤其是陕西地区因为天灾造成的饥荒、饥荒造成了民变,事实上,明朝正是亡在“闯王来时不纳粮”七个字下。中国农耕文明的传统,使其既不像海洋文明一样追求贸易与自由,也不会像草原文明一样追求财富与统治,农耕文明追求的不过吃饱穿暖足以。当需求无法满足时,农耕文明也不能像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包括某个岛国文明)一样用对外侵略来消解国内矛盾,解决的方式只有换一个国号而已。
  然而,今天的中国,又和历代的中国不同。历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阻止国号的更迭,前仆后继,万不得已时才独善其身,或隐于市或隐于朝——当然也有屈原那样的人物,不过终归是少数中的少数。于此同时,王朝的主人倒也无路可退,除了创业皇帝,后辈子孙既不用粉饰自身权利的合法性,也从没考虑过如果“家”不在了,自己何处容身的问题——国破则家亡,一死而已。反观今天的中国,失意的知识分子和面临危机的政治家都拥有比百年前美好得多的去处。今天的张衡、祖冲之和司马迁们不必担心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机构愿意接纳他们,更无须担心受迫害;今天的崇祯不用天子死社稷,炀帝也不用和贵妃美人们同年同月同日死,政治家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人人“此间乐不思蜀”。
  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互联网,有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和与之相匹配的言论管制。古代中国只要不涉及当今圣上,天下无不可言之事;而今天的中国处处是黄线红线,避讳的字、词累牍成篇——如果说“维民所止”的文字狱还能成为机巧的典故,那么当民歌都能成为敏感词的时候,语言的暴力已经比焚书坑儒和诛方孝孺十族的时代更加黑暗。

  最后想说,写这篇日志并非因为某个特殊的日子,如果打个比方,那个日子在一个王朝历史中的分量连阉党夺权都不如。写这篇日志,因为可能是本朝最大的一场旱灾正自发生,而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同等级别的旱灾和水灾还将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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