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00

  前一阵子在游侠网看三国12消息的时候,偶然读到一篇帖子,《细说樊城之战始末,看三国用兵之精彩》。原以为《三国演义》已经把樊城之战描写得漂亮之极,史书中的记录不可能比小说更精彩,没想到在楼主的指点下,把《资治通鉴》里的相关章节一段一段又梳理一遍,竟发现个中精妙是小说无法比拟的。换言之,《演义》是小说的演绎,《三国志》是历史的陈述,而《资治通鉴》则是台前幕后的政治家们绝伦的表演。
  两年多来都没有正经读过书,于是下决心要从头开始把通鉴读完。

  读过两章,首先对印象里通鉴的定义产生了质疑。我不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其说是通史,毋宁说是一本“年鉴”+“摘编”。所谓年鉴,即它确是以时间为纲陈述的历史事件,但是记录非常简练,一场重大战役可能只罗列出交战双方和胜负关系,却不记录伤亡数字和两军主帅,遑论经过;两国会谈可能只记载了人物和地点,可讨论了什么问题、商议出什么结果,却没有只言片语——因此,它只能算一部年鉴。所谓摘编,因为通鉴对详细叙述的材料的选择,似乎与其历史意义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在吴起的部分,它收录了一个吴起给士兵吸脓疮、士兵母亲痛哭流泪的故事,却从未言及吴起如何具体指挥一场战役;收录了申不害和韩昭侯“听子之谒而废子之术”的对话,却对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用“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一笔带过。
  司马迁撰《史记》的目的在《报任安书》里交代得很明白"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光撰《通鉴》的理由,大概体现在全书的第一段“臣光曰” 中:“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礼莫大于分也,分莫大于名也”。我相信,司马光在编纂《通鉴》的时候,其目的并非是整理出一部编年体通史,甚至连史书都算不上。他希望得到的是一本笔记,一本帝王学教材。而以礼、分、名为基的帝王学,替换成今人特别热衷的流行词汇,大概也可以理解为 “管理学”。

  两司马在修史出发点的分歧,通过豫让刺赵襄子可以窥见一斑。豫让漆身吞炭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记载了豫让的两段陈述,第一段是别人问豫让“你既然要报仇,何必漆身吞炭来糟践自己?假装投靠赵襄子再伺机行刺不是更容易么?”,豫让回答“按你所言或许更容易,但那是叛徒所为;我选择的道路或许更艰难,但我就是要让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感到惭愧”(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第二段是第二次行刺失败后,赵襄子问豫让“你曾经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消灭了,你并没有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现在智伯已经死了,你却一再为他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回答“我侍奉范氏、中行氏的时候,他们把我当寻常人对待,我也以寻常的姿态回报他们;侍奉智伯的时候,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要用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豫让的两段回答在历史上大抵是齐名的(《战国策》里还记载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更脍炙人口些),然而《通鉴》只收录了第一段(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与赵襄子的对答则完全摒弃不用。这或许从侧面体现出司马光取舍材料的标准:身为人臣不应有二心,这是符合礼、分、名的,当取;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当弃。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通鉴》的历史地位不及《史记》,历史地位不及,文学地位差距更大。不过,尤其在当今社会,《通鉴》比《史记》更有阅读的价值。我想,如果自己的中国史启蒙读物是连环画版的《资治通鉴》,而不是连环画版《史记》,虽然做人恐怕少了那么些原则,在社会上却能游刃有余得多。现在我已经过了培育心智的阶段,这样的书再读多少遍,对原则问题也不会有丝毫影响;可读《通鉴》还是有用的——步入社会以前用它来塑造心智,步入社会以后就用它做武器和这个社会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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