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反右运动

  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时,也许是出于正义感,也许是政治触角的迟钝,刚从农村考察完回到机关的爷爷在小组座谈上说了不该说的话。忤逆的结果是批判,而这场批判并着“富农”(后变成“地主”)的出身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性格和命运。爷爷把批判会的会议记录工整地誊抄到笔记本上,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直到父亲整理遗物时才被发现,于是我才能对那段原本只存在于字面上的历史体会一二。

稽X:

  • 何这次检查不如以前,只重点检查在绿岭社的情况,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双季稻不增产,农民生活苦。主要是站在地主富农立场看问题,在理论上他是懂得的,有些问题在家也能想到的,如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 何认为社办大了、办快了,这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态度。如是诚心诚意的话,就该积极的去解决问题。是否办快了,这是群众的要求。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时,群众自觉的组织的合作社很多,怎能说是办快了?
  • 双季稻是否增产问题,关键是季节性问题,如能很好地研究一下,就会知道何说的是污蔑性的。农民生活苦的问题,如果以富农的生活来比那是低了,但广大农民生活是改善了。何是搞富(?)业工作的,购买力增长是知道的。
  • 怕在农业社是轻视劳动,也是轻视农民,本意是怕吃苦,对合作社没有感情,好逸恶劳。这些与富农家庭有关系。
  • 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是带着条件的。

  如今读来,这篇记录乏味、荒谬、违背常识和逻辑。之所以摘录这一截,因为在参与批判的十多人中,稽先生的发言是相对思路清晰、概括全面的。爷爷的右倾错误,归纳起来有认为农业合作化过快,双季稻导致减产,农民生活苦三点,而错误的理由,也可以用稽先生的话总结:富农出身,轻视农民,参加革命的一开始就是有条件的。
  会议记录里留下的十几个姓名,我一个也不认识。据奶奶说,其中一位女士后来仍是家里的朋友,今年春节期间还曾见到,只是已经痴呆了。奶奶的心胸比爷爷豁达,晚年还有不少朋友,而爷爷的交际就窄得多,不知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

  如果反右和文革不曾发生过,恐怕很难想象这般场景:平日里一同生活工作的同事朋友聚在一起,你站着或跪着,低头不发一语,而他们却你一句我一句地争相批评你;他们不仅批评你犯了什么错误,还有横加推断错误动机的诛心之论。更有甚者,你明知他们的错的,他们大抵也知道自己的错的,但他们会编造出各种理由以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你也必须认同他们的证明,末了还必需说“谢谢大家的批评教育”。
  爷爷没有所谓的远见卓知,也不是铮铮傲骨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介读过些书的农民,凭着书本里学得的知识、从事生产的经验和在农村考察的见闻做出判断。我无意为这些判断做辩护,毕竟,他提到的问题,有的已经在1959到1961的三年得到了解答,有的直到今天仍然在被解答。我坚信的是,无论观点是否正确,爷爷都是凭着自己良心据实说话的人。即使出身富农,爷爷的一家本质上始终是吃苦耐劳的农民,从未轻鄙过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个经历过民国,抗战,内战的自耕农家族,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不曾有人死于饥饿,可是在1960年上,爷爷的四叔却饿死了——并非是见死不救,也非不知未雨绸缪,无能为力而已。

  爷爷在肃反时期的检查,理论上或许有“认识错误”、“决心改正”的可能,可在反右时期,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他绝不会推翻自己的所学所历,所见所闻。然而在那个年代,孰是孰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因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被定性为右倾,被“开除团籍和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伴随着前途尽毁的是下放农场。据父亲的回忆,临行前爷爷大哭了一场,那是父亲记忆所及爷爷唯一一次落泪。爷爷担心此去无期,留下妻子儿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更痛苦的是,不仅自己前途尽毁,儿女的政治面貌也永远洗不清了。父亲和姑姑在读书的年纪,总是因为“地主”的政治面貌而遭遇不公,姑姑每次填表都要哭。而为了划清界限,直至被平反前,爷爷都没有回过家。
  爷爷在农村和工厂工作了五年,捱到1962年的甄别平反时才摘下右倾的帽子。回到机关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相关平反的两份文件《关于何XX问题的甄别报告》和《关于何XX问题的甄别报告的批复》保存至今。在《报告》中,针对批判会记录罗列的每一条罪责,前者都用“看法是对的”、“看法是正确的”、“不算错误”有力地回击,最后得出结论:“根据以上甄别情况,过去对何XX同志的批判和处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我们意见,撤销原结论,恢复其共青团和预备党员资格”。而在《批复》里,《报告》中的“应予平反”变成了“予以平反”。
  冤案可以昭雪,平白流逝的岁月却不复还。五七年遭到批判前,二十九岁的爷爷已经从参加工作时的办事员升至省财委下的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副处长),六二年回到机关时,三十四岁的他却不得不从头开始。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回到副组长这一阶,爷爷又走了十七年(期间下放两次)。再过了九年,爷爷升至正处级,直到1989年退休。

  我相信,当初义正言辞攻击爷爷人和后来为他平反的本是同一人,这个人用正义消灭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再用正义为那些错划为右倾的同志洗去不白之冤,藉“组织”和“部门”之名,以“同志”和“敌人”为弹药,正义对此人来说不过是武器而已。这个人直到今天都在挥舞着正义的大锤,时而把人塑造成偶像,时而又把偶像打成罪人。你若问他究竟什么是正义,他会回答,我代表的就是正义,我就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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