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简约平生,泽被后人

  性格和命运,究竟谁决定了谁,我一直今没有想清楚。在爷爷身上,我看到两者福祸相依地交错在一起。

  爷爷九岁起进私塾读书,到十五岁告一段落。后来托亲戚的帮助,又在六安师范和合肥师范念书,及至解放前学校停办,辍学家居。父亲说,爷爷一丝不苟的性格,若非天生,大概就是读私塾的时期养成的。据与爷爷一同念师范的叔公回忆,住校的时候,爷爷就寝前总要把鞋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起床后左右绑腿也需绑得一般高低——这与我的印相完全吻合。记忆里,爷爷家里的器物,从笔墨纸砚到桌椅橱柜,永远在固定的位置上,十年前在哪里,十年后除非是弃之不用了,必定还在那里。普通人家看过的报纸,往往都是叠成一摞,不乱成堆便可,而爷爷家的报纸总是分门别类,日报是一叠,晚报是一叠,广播电视报又是一叠——看似要收藏起来,最后依然当废纸卖掉。
  在《肃反运动检查提纲》中,说明为什么没有及时参加革命工作,除却贪生怕死、思想落后的套话,爷爷还写道:“……看到解放后学校里的教师都不是教书的样子,心想他们怎能教我们,还不如在家自修自修……解放后的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一股朴实作风。认为工作也没什么干头而不想出来”。这都是由衷之言。爷爷心目中,教师必须有教师的风度,工作务必有工作的模样,所以他最初对共产党的印象并不好。可参加工作以后,正因为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加上因为上过私塾,写得一手好书法,深得领导赏识。即使背着“富农”出身的包袱,爷爷二十二岁参加工作,二十八岁便升至副处级。

  现在看,是一丝不苟的个性,让爷爷在不到而立之年就走到了大半生的顶点,而他在二十九岁上栽的大跟头,则应归咎于他诚实做人的品格。
  读爷爷的批判会记录时,不禁想象爷爷在那个改变他后半生的小组座谈会上据理力争的场面。那时候他刚结束在农村的考察,看到的是与宣传截然不同的另一幅景象,面对在座诸位庙堂之上的干部,听到的发言中满是错误和谎言。双季稻增产了,公社化提高了生产力,农民的生活很幸福……大可随声附和,甚至装聋作哑,但是他说了实话——因为同情心么?也许有一点,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说假话,像鞋子必须摆齐,绑腿必须一般高一样,已经养成洁癖。
  爷爷为自己的诚实付出了代价,而比前程尽毁更可怕的是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筑起的铁幕。解放时,因为跟老同学合了一张影,就成为警惕性低的素材而写进检查;解放后,那些先进积极的革命同事们,反而在批判会上毫无保留地攻击自己,而这些攻击在五年后被证明都完全是错的。人大抵都是这样,年少时学会如何说话,成年后再学会如何说假话和不说话。爷爷一生诚实做人,既然不愿说假话,那么只能不说话了。自记事起,我就不曾见到他有所谓的至交,恐怕正源自于这段经历。

  不知幸与不幸,爷爷被下放到农场不到一年,大炼钢铁就开始了。组织上毕竟记得爷爷的严谨和敬业,就把他调到机械厂做办事员。等到四年后甄别平反,爷爷终于回到到自己十年前开始工作时的岗位上,也得以和家人重聚。
  团聚并不意味着幸福,至少对我的父亲而言,爷爷的回归是不幸的,甚至后来爷爷两次被下放期间,少不更事的父亲竟感到一种解脱……关于他们父子的隔阂,父亲不愿多说,即使爷爷还健在,估计也不会告诉我。我仅仅非常模糊地猜测,爷爷把生活的压力和对孩子的期待都扭曲在一起,倾泻到他唯一的儿子身上,就像在我十岁以前,父亲对我所做的一样。不同的是,父亲所承受的压力,比爷爷曾经承受的要轻太多,而一个人在1990年代所能看到的未来,又比他在60年代所能看到的美过太多。

  无论性格或命运使然,爷爷的晚年是孤独的。其实,对于我祖父辈年纪的人来说,晚年仅仅是孤独而已,已经堪称幸福了。奶奶是离休干部,爷爷退休,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而得益于良好的家教,他们儿女凭借个人的奋斗也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至于孙子辈……还算过的去吧。
  可是,他终究是一个人走完的最后一程。爷爷七十多岁的时候中了风,此后身体每况愈下,起初还能拄拐走几分钟,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在医院中告别人世。他生前没有棋牌的嗜好,晚年的娱乐消遣只有看电视和读报。除了几个至亲,他没有可以促膝长谈的朋友。他的儿子和他有隔阂,一生不曾有推心置腹的交流。他的孙子不孝,临终时不身边,丧礼也未出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勉强落过两滴泪,这就是全部了。

  爷爷的挽联,是父亲写起的稿,而后父亲和姑父一起商议了一下,各自改了几个字,修改的结果竟不谋而合:
  秉公诚实怀直道简约平生,
  克己严谨正家风泽被后人。
  我回顾爷爷的一生,天灾人祸,苦难是远远多过幸福的。但若把子孙看做生命的延续,又相信爷爷正生活在幸福之中。于是,我还是觉得性格决定命运多些,性格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可以改变后人的命运,所谓简约平生,泽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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