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Just Listen!

  1976年在伯灵顿,我还是佛蒙特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本科生,正为一篇关于苏联劳改营的论文而发愁。一天晚上,为了不让自己在图书馆里憋疯掉,我去了学校附近一间叫红场的酒吧消遣。

  我点了一杯加冰的伏特加,挑了一个灯光较亮的位置坐下,掏出随身的笔记本写写画画起来。闲暇时我正构思一部类似托尔金的《指环王》的小说:在某块大陆上,对立着两个以德国和苏联为蓝本虚构的帝国,统治者分别是兴登堡和列宁。一号反派斯大林是苏联王国一个年轻贵族,他和另一位有为青年托洛茨基的恩怨情仇可以说——
  “……索尔仁尼琴就住在卡文迪什,我上个月才见过他。”
  我本无意于他人的谈话,可对一个研究劳改营的人而言,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如雷贯耳,完全把自己的思维打断了。我循声看去,只见邻桌两个六七十岁年纪的老头儿正聊着什么。
  “啊?我知道他已经移居美国,没想到他竟然在佛蒙特……你们见面有谈些些什么?“
  “嗯……他还在为修订《古拉格群岛》搜集素材。我去拜会他,就是把一些回忆的材料交给他。那天他还在家里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我见到几位像我一样……活下来的人。”

  听到《古拉格群岛》的名字,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这部巨著的英译版两年前在美国出版,于学界可谓轰动。我读到此书时因为过于亢奋,定下了劳改营的课题,现在后悔不已。
  我搁下笔,假装若无其事地打量了那两个聊天的人:一位大概是日耳曼裔,面色红润有油光,身材略显发福,说话是本地口音;另一位可能有南美血统,满面皱纹显得饱经风霜,身材紧凑结实,说话夹着葡萄牙语的发音。后来从谈话中得知,四十年前他们都曾是共产党员,日耳曼裔的叫詹姆斯,一直生活在美国,二战还没结束就退出了美共;有南美血统的叫弗兰克,巴西裔,曾经去过苏联,从古拉格中幸存,并在那里被剥夺了党籍。老同志多年不见,今天在伯灵顿偶遇,于是来酒吧里叙旧。
  明知不体面,为了寻找论文的灵感,我禁不住偷听起他们的谈话。原来弗兰克去见索尔仁尼琴,是要把他在古拉格的一段亲身经历告诉索翁,让历史得以流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弗兰克在一艘希腊货船上当电报员,随船辗转于世界各地。一次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他听了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演说,对共产主义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37年,弗兰克不满于美共的分裂,秉着向苏联取经的精神,乘着货船在列宁格勒卸货的机会溜号上了岸,表示要投身社会主义。起初他受到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被称为“国际友人”,谁想当时正是肃反运动的高潮——接待他的同志因为是“托洛茨基分子”而被判刑,而他本人也遭池鱼之殃,捞到一个劳动改造十年的徒刑。巧合的是,他在劳改营里竟然遇到了那个在纽约演说的共产党员,知道对方叫安德烈钦,因为被打成托派而服刑。他们本不算认识,因为聊到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彼此有共同语言(弗兰克俄语很差,可以聊天的对象很少),渐渐成了朋友。
  弗兰克在科米的沃尔库塔接受改造,主要从事挖矿和修铁路的劳动。沃尔库塔的冬天很冷,从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二月,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度。不用说弗兰克是美国人,多数苏联人都无法忍受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劳改营里的罢工活动越演越烈,起初为了争取保暖的衣物、缩短工时、天气恶劣时不出工,后来有的营区(尤其是安德烈钦所在的)还争取到干口粮、休假日、单独的营区和工棚(政治犯要求和刑事犯分开)。政治犯们说,这是“像与敌人斗争一样与同志斗争”。

  1938年春,弗兰克被分派到窄轨铁路的鲁德尼克—乌萨段当扳闸工。一个如往常般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清晨,车站接到契卡行动科的命令:有一批犯人要运到乌萨去,预备四节平台车、两节生炉子的闷罐车,火车发出后切断往乌萨的交通。
  两个小时后,一队牵着狗、荷枪实弹的押解队带来了大概二百五十个犯人,除了五十名刑事犯,其余都是托派——当中还有八名妇女。弗兰克在犯人中看到安德烈钦,感到一个朋友即将离开,心里有些失落。他扬手向安德烈钦打了一个招呼,安德烈钦看到他,脸上似乎抽搐一下,点了点头,没有做任何回应。弗兰克有些奇怪,便仔细观察了这群人:大部分人都穿得非常体面,裘皮帽、裘皮领、皮箱,似乎是把最好的衣服穿了出来;而与之相反的,人们的表情都显过于平静,互相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安德烈钦和身边几个犯人悄声说了什么,然后突然把头转过来,向弗兰克使用了一个眼色——他不发一语,口型却反复比划着,好像再说“Frank, just listen”。弗兰克不明白安德烈钦的意思,一脸疑惑地做着“What”的口型,而安德烈钦只是不断重复着“Frank, just listen”,直到随着犯人们被列队压上了平台车。

  当时风已经停了,天上还飘着细雪。人们因为寒冷而不愿开口,车站里也没有行驶的火车,除了零星的士兵的号令和警犬的吠声,一切都很安静。工人正往锅炉里添煤,车头烟囱冒出的烟尘渐浓,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平台车上,安德烈钦面朝弗兰克,却一直避免让两人的目光相交。跟他并排的一个科米族的老警卫,点燃了从怀中摸出的羊角烟斗,怡然自得地抽起来。
  突然,安德烈钦转过身子,向着车头的方向的天空喊道:“Frank! Just Listen, don’t say a word!This is the end. We are going to be murdered in cold blood! Frank! Just Listen! If you ever get out, tell the world who they are: a bunch of cut throats! assassins! bandits!”
  他发了疯一般吼着,没有看任何人,只对着天空一遍遍嘶吼。火车站骚动起来,犯人们窃窃私语,月台上的人也低声议论着。安德烈钦喊话的间隙,人们还听见平台车上传来女人的哭声,她们大概听得懂英语。
  那一瞬间,弗兰克看着这个几近疯狂的将死之人,想起了花园广场上的那个慷慨陈词的革命者。一样的俄国口音的英语,一样的铿锵有力、义愤填膺。他看着安德烈钦的侧脸,喉咙的一震一颤,嘴唇的一张一合,没有刻意记忆,每一句话都已扎根在脑海中。他茫然地僵在那里,直到押解队长的哨声响起,整个车站都安静下来。
  押解队长又向天开了几抢,吼道:“你们闹什么闹?你们不是要单独住吗?这回就单独了。口粮,工作都会有的!”说着,他用枪托重重捶了一记安德烈钦的小腹,骂道:“安静!不要再有下一次了!”。
  安德烈钦捂住小腹,单膝跪地,没有吭声,也没有看弗兰克一眼。他身边的老警卫依然抽着烟斗,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后来弗兰克得知,本应驶向乌萨的火车,刚开到兹梅卡就被命令停车。押解队把犯人们带走了,车组返回鲁德尼克。熟悉这条线的人都知道,兹梅卡站从来没有劳改点,也没有人家。鲁德尼克—乌萨段的交通断绝了两天,有赶马车过来的人说,最后一次见到那批犯人,是看到他们被带进一个山谷,以后便杳无音讯了。


  弗兰克复述这段经历时,我都在旁仔细听着。有那么一瞬间,我也茫然地僵在那里,脑海中一片空白。
  待到回过神来,我撕掉了小说的所有草稿,走上前自我介绍道:“您好,弗兰克先生!我叫格瑞莱特,是佛蒙特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我刚刚听了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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