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去医院做肺结核的皮试（学校要求的，我身子那么好，一定没有啊～）。这几天合肥一直下雨，打的去，打伞走回来，不然我一定骑车。
相比于北京，合肥真小，到哪里都可以骑车，车程大都在半小时以内。像今天这样时间充裕的话，大可以闲庭信步溜达回家。走到半途，顺路去007吃碗牛肉面（今天还要了一盘拌黄瓜），仿佛例行公事一般。大学的每个长假，返家后我都会在007吃一顿，通常是一个人；我还会和胖去他家附近的小店吃年糕（有时候还有俊哥和范帅），至少两个人。
每次回家，都能感到家乡的变化。日积月累，合肥的模样和四年前已经大不同了。打着伞在雨里散步，观察这亲切而陌生的城市，别有有感触。和首都相比，安徽的女性个子确实矮呀，在广院经常可以看见170+的女子，而在这里凤毛麟角。合肥的女性穿衣服相对保守，也不怎么化妆，很少看见做了头发的——原先在广院习惯成自然了，离开以后分外怀念……
哦，以上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不需要过脑子的。一路上我所想的，是其他的事。
良心，道德，逻辑
小学和学前塑造良心，中学培育道德，大学以上形成完整的判断客观事实的逻辑。
而社会的批判力度和人格塑造的过程是相反的。详细而言，说一个人的行为“不对”（逻辑上的不合情理、不合常理），属于较轻微的批评；更强烈的指责是“不道德”；最强烈的是说一个人“没有良心”。比如，酒后驾车，撞了人，属于做错了事；撞了人逃逸（伤害不致人性命），属于不道德；撞了人将人拖行数百米，血流一路，致人死命，这是丧尽天良。
人们大体可以用“不对”“不道德”“没有良心”来对行为的恶劣成都加以区分。“没有良心”之所以最大恶极，因为它在形成人格的金字塔的底层，是一个普通人不需要接受任何中高等教育就可以获得的、甚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品德。“不对”（公众场合大声喧哗）和“不道德”（插队）的行为，只能算“做错事”；而“没有良心”的行为，可以归结为“做坏事”。
法律通常用行为的危害程度——而不是人格的金字塔——来衡量行为是否违法（或者犯罪），然而公众舆论却采用另外一种准绳。这就是为什么，在公交车上行窃的小偷不致引来铺天盖地的声讨，可力图强奸女修脚工而遭反击致死的公务员却为亿万人唾弃。前者只是不道德，而后者没有良心。
谎言的底线
近来CCAV的种种行为，几近招致天怒人怨。然而，天朝的屁民毕竟是弱势群体，除了在网上对“大裤衩”可怜焦土拍手称快，几无宣泄之处。不得已，目标由集团转移至个体，代表如张殊凡，代表如高也。
张殊凡和高也的情况不尽相同。前者对网络黄毒的描述并无夸张之处，但CCAV操纵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去“背诵”从未在当事人身上发生过的事件，显然有违道德——它用一个未成年做傀儡，不可容忍。网民无处表达对央视的愤怒与鄙视，于是张殊凡理所应当地变成替罪羊。张殊凡有错，而罪不至此。
后者，高也，是个孙子——我考虑过自己的表达，绝无任何侮辱性的夸张——他不是我的孙子，他是央视（国家舆论）的孙子。高也，作为一个成年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务必对自己的言论承担全责。既然他承认在《焦点访谈》中的发言是受人指示——那么很显然的，他在用个人的信誉交换前途。
钱理群总结了说谎的三条底线：1、力图说真话；2、不能说真话，则保持沉默；3、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为个人利益而说谎的时候（比如为了升学而在政治试卷上扯淡），然而我们并未伤害他人。可是高也的行为呢？他是否明白，如果谷歌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上市，或者，他所陷害的是一个在国内上市的企业，那么第二天，这支股票会立刻跌停板——跌停板不完全是高也的原因，但是哪怕他只承担1％的责任，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一生都无法偿还——而这损失完全来自污蔑。没错，他只是一个实习生，他不过是像复读机一样重复上级的剧本（附加挤眉弄眼的表演），以此交换在央视工作的可能（长期的临时工而已；他知道转正有多难么？）；而代价，是google蒙受不白之怨，他个人的信誉丧失殆尽，以及人肉搜索。
于是，高也成为了张殊凡第二。如果说，张殊凡的遭遇有七分要归咎于央视；那么高也其人，七分需归咎于自己。私以为，自高也以后，不会再有张殊凡第三的出现——考虑到成本与收益，没有人再敢触动国人道德与良心的分界了。
我跟高也同级，刚刚大学毕业。胆敢在这里大言不惭地鄙视他，因为就我的记忆所及，自己还从来不曾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过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