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的题目，多半受王小波影响。机考前最神经质的日子里，陪伴自己的只有两个人，王小波和芥川先生。先生的全集教我理解这个世界，而读小波的书让我理解中国。
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谈论虽然是十多年前的中国，然而十多年过去，从很多方面说，今日之中国依然是昨日之中国。《沉默》中，很多篇文章提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仅标题中有“知识分子”四个字的，就有《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和《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三篇。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一文中，小波在开篇就提出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小波所处的时代的中国，“批判社会”与反革命无异。今天的中国，情况有所改观，最多算作“不爱国”。小波有所顾忌，“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显然是敷衍了事之举，他有话不敢说，所以“不敢引述”。实际上，我知道李敖为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政府的天敌”——不，这不算定义，“兔子有两只长耳朵”并不能推出“有两只长耳朵的是兔子”——不过，狂人的说法确实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好比但凡兔子都有两只长耳朵一样，但凡知识分子都应化作政府的天敌。
与其说我在为知识分子下定义，毋宁说试图概括出一些特征。兔子的特征是什么？长耳朵，红眼睛，短尾巴——大自然的造物千千万万，长耳朵、红眼睛、短尾巴的动物可能是其他动物也说不定，然而符合以上三种特征者，绝对不会是阿毛阿狗之类。知识分子的特征，在我看来有三点：有文化，有发言力，政府天敌（批判社会）。具备以上三项特征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以上特征；这三项特征未必可以定义知识分子，却足够将其与官僚、商贾、暴民区分开来，不致混淆。
首先，“知识分子必须有文化”，这是废话。
其次，知识分子必须有发言力。发言力并非话语权——有理不在声高——统治阶级是最具话语权的群体，但未必最有发言力。孔子大半生漂泊，慨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生后却被人称为“万世师表”；苏轼为官最高不过三品，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却与宰相王安石难分轩轾，最后彼此又成莫逆之交；二十六史中只有方孝孺被朱棣诛十族，诛十族，并非因为方孝孺是皇亲贵戚，只因这位一代大儒堪称知识分子领袖……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只有悟道，还需布道；不仅应当思考，更需要呼喊，要让自己的话为世人听见，而不是湮没在嘈杂的闹市中。说苏格拉底、但丁、伽利略伟大，不只因为他们创造了的文明，更因为他们推动了文明。就对社会的影响力而言，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力比他的观点本身有着更多的意义。因此，对于一个力图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而言，争取发言力远比学术研究本身更重要。
至于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去争取发言力，这就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课题了。老实说，我不知道。
最后，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政府的天敌。
就像那个流传甚广的狮子和羚羊的小品一样——羚羊跑得越来越快，因为有天敌狮子的猎杀。相似的，在健康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政府就是羚羊，而知识分子需要充当天敌的角色。诚然，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社会，但如果有人以“批判社会会导致动乱”为理由断定政府的天敌是有害的，他大错特错。健康的生物链中，一个物种绝不可能被它的补食者完全消灭，羚羊永远不可能因为狮子的捕杀而灭绝。相反，如果贸然把某物种的天敌从生态环境中摘去，短期内这个物种会茁壮繁衍，但是一旦另一种天敌涉入生态圈——比如在一个狮子消失了很久的草原上放入一群猎豹——那么显然，羚羊的数目将会骤降，甚至有完全灭绝的可能。
中国的封建历史上从来不乏这样的天敌，孔子也好，苏轼也好，方孝孺也好，他们各自持有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然而相同的是他们始终都是批判政府的。历朝历代都有死谏的“忠臣”，尽管按黄仁宇的观点，“死谏”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崇高，但是它毕竟使知识分子政府天敌的衣钵世代传承。所谓的“舍身取义”，就是说为了坚持真理宁可牺牲生命。而什么情况下坚持真理居然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只有反对权威。无论这权威是教会也好，皇帝也好，政府也好，无论是东方的儒家思想还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民主精神，都要求知识分子履行其天敌的职责。有必要解释的是，批判、反对并非颠覆，死谏绝不是要造反——儒家始终坚持“君君臣臣”；及便是今天，知识分子也不应重蹈“拿起笔做刀枪”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