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ving since April.政府天敌(上)

  写这样的题目,多半受王小波影响。机考前最神经质的日子里,陪伴自己的只有两个人,王小波和芥川先生。先生的全集教我理解这个世界,而读小波的书让我理解中国。
  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谈论虽然是十多年前的中国,然而十多年过去,从很多方面说,今日之中国依然是昨日之中国。《沉默》中,很多篇文章提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仅标题中有“知识分子”四个字的,就有《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和《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三篇。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一文中,小波在开篇就提出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是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小波所处的时代的中国,“批判社会”与反革命无异。今天的中国,情况有所改观,最多算作“不爱国”。小波有所顾忌,“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显然是敷衍了事之举,他有话不敢说,所以“不敢引述”。实际上,我知道李敖为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政府的天敌”——不,这不算定义,“兔子有两只长耳朵”并不能推出“有两只长耳朵的是兔子”——不过,狂人的说法确实描绘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好比但凡兔子都有两只长耳朵一样,但凡知识分子都应化作政府的天敌。
  与其说我在为知识分子下定义,毋宁说试图概括出一些特征。兔子的特征是什么?长耳朵,红眼睛,短尾巴——大自然的造物千千万万,长耳朵、红眼睛、短尾巴的动物可能是其他动物也说不定,然而符合以上三种特征者,绝对不会是阿毛阿狗之类。知识分子的特征,在我看来有三点:有文化,有发言力,政府天敌(批判社会)。具备以上三项特征的人未必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以上特征;这三项特征未必可以定义知识分子,却足够将其与官僚、商贾、暴民区分开来,不致混淆。

  首先,“知识分子必须有文化”,这是废话。

  其次,知识分子必须有发言力。发言力并非话语权——有理不在声高——统治阶级是最具话语权的群体,但未必最有发言力。孔子大半生漂泊,慨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生后却被人称为“万世师表”;苏轼为官最高不过三品,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却与宰相王安石难分轩轾,最后彼此又成莫逆之交;二十六史中只有方孝孺被朱棣诛十族,诛十族,并非因为方孝孺是皇亲贵戚,只因这位一代大儒堪称知识分子领袖……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只有悟道,还需布道;不仅应当思考,更需要呼喊,要让自己的话为世人听见,而不是湮没在嘈杂的闹市中。说苏格拉底、但丁、伽利略伟大,不只因为他们创造了的文明,更因为他们推动了文明。就对社会的影响力而言,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力比他的观点本身有着更多的意义。因此,对于一个力图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而言,争取发言力远比学术研究本身更重要。
  至于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去争取发言力,这就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课题了。老实说,我不知道。

  最后,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政府的天敌。
  就像那个流传甚广的狮子和羚羊的小品一样——羚羊跑得越来越快,因为有天敌狮子的猎杀。相似的,在健康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政府就是羚羊,而知识分子需要充当天敌的角色。诚然,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社会,但如果有人以“批判社会会导致动乱”为理由断定政府的天敌是有害的,他大错特错。健康的生物链中,一个物种绝不可能被它的补食者完全消灭,羚羊永远不可能因为狮子的捕杀而灭绝。相反,如果贸然把某物种的天敌从生态环境中摘去,短期内这个物种会茁壮繁衍,但是一旦另一种天敌涉入生态圈——比如在一个狮子消失了很久的草原上放入一群猎豹——那么显然,羚羊的数目将会骤降,甚至有完全灭绝的可能。
  中国的封建历史上从来不乏这样的天敌,孔子也好,苏轼也好,方孝孺也好,他们各自持有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然而相同的是他们始终都是批判政府的。历朝历代都有死谏的“忠臣”,尽管按黄仁宇的观点,“死谏”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崇高,但是它毕竟使知识分子政府天敌的衣钵世代传承。所谓的“舍身取义”,就是说为了坚持真理宁可牺牲生命。而什么情况下坚持真理居然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只有反对权威。无论这权威是教会也好,皇帝也好,政府也好,无论是东方的儒家思想还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民主精神,都要求知识分子履行其天敌的职责。有必要解释的是,批判、反对并非颠覆,死谏绝不是要造反——儒家始终坚持“君君臣臣”;及便是今天,知识分子也不应重蹈“拿起笔做刀枪”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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